曹植有哪些贡献?

这本《古诗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内出版),始于先秦时代《诗经》中的《君子于役》,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问:曹植有哪些贡献?

两千多年的诗史,只以九首诗来加以表达,分明不免挂漏之讥[注:本文与《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为《古诗里的中国》自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全书所选九首诗为:君子于役、离骚、桃花源诗、春江花月夜、古风、春夜喜雨、和子由渑池怀旧、泛海、己亥杂诗]。然而坊间的中国诗歌选、中国诗史之类的读物,实在是太多了,要想对中国诗作系统深入全面的了解,不是这本书的任务。我的想法是,以诗史上最精粹、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作品,来表达数千年来中国诗里头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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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诗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大义,通过中国文化来解读中国诗,这就是本书的宗旨。我向来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中国诗不同于西方诗与现代诗,中国诗歌是文化动脉的主脉,是民族生命的心史,是士人智慧的精粹,是先圣往贤骨血之所在。在此,我试图再将全书要义大义以及未尽之义,提要勾勒如下: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1.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

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2.”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


所以《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


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


3.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


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


4.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


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

金沙贵宾会登录,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或“古今四大诗圣”,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

曹植(公元192~232年),三国时魏国 诗人,文学家。曹植是曹操第三子,因曾被
封为陈王,谥号“思”,世称陈思王。曹植
自幼聪慧,才思敏捷,被曹操所器重,曾一
度考虑废曹丕的太子位而传王位于曹植,但 因群臣强调“立长”原则而作罢。

也正因为 此,曹操死后,曹植为继位的曹丕所恨,差
点将其杀害,终生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 曹植的文学成就乃是“建安文学”中
最高的,《诗品》称之为“建安之杰”。总
体上,曹植的创作可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作两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作为优游宴乐生活 的贵族王子,所写诗作大多是意气风发、文
采绚丽的风格,代表作有《白马篇》、《箜
篌引》等。而第二个阶段,随着曹丕称帝
后,其在政治上处处受到排挤与打击,对社
会与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作品数量增多,且
思想更加深刻,艺术上也更给成熟,代表作
有《杂诗》6首、《七哀诗》、《赠白马王 彪》等。

钟嵘在《诗品》中称赞曹植的诗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曹植的诗歌在文
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尤其其作为第一个大
力写五言诗的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这一条应该算是曹植最突出的文学贡献。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建安时期诗歌逐渐与音乐分离,因此在诗歌声韵和形式上,曹氏父子都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诗文既继承了《诗经》、《楚辞》、乐府的风格,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曹植更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五言诗的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确立了五言诗在后世的主流地位。

千古名篇,万世景仰:曹植诗文辞赋、乐府、书法、画论俱佳,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后期的作品则主要表达了郁郁不得志的激愤,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气度与精致并存。其代表作《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更成为千古名篇,文坛奇葩。

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洛神赋》、《七哀诗》、《白马篇》、《七步诗》。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朝著名诗人谢灵云曾说:“天下才共一石(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说明曹植才高八斗,成语“才高八斗”也出于此。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改革时,也倡导“汉魏风骨”。

曹植的文学作品有自己鲜明的独特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曹植的主要贡献

以《诗经》始,以定庵终。“始于先秦时代的《诗经》,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结构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一说鄄城),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评价: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主要成就或贡献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一个早熟的人文主义系统。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上,那么早的年代,就明确主张要用人自己的有韵律的歌诗,表达人自己心里的思想与胸怀、意志与向往,而不是去传达神的想法,或某种流行的观念,或别人的想法。诗言志强调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声音。我们说这是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人”在“文”的前面,以人为表达的对象,我们看现代文学,常常是
“文”在“人”的前面。这个区别是重要的。诗首先是成就一个人,表达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真性情的人,是有生命的感动的人,是传达大地的声音,又有胸襟怀抱的人。因而中国诗歌是“士”的文学。

诗歌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


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这是曹植最突出的文学贡献。
曹植长于五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文人。他极大得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百姓生活的能力,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等影响深远。

■ 诗歌声韵和形式: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建安时期诗歌逐渐与音乐分离,因此在诗歌声韵和形式上,曹氏父子都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诗文继承了《诗经》、《楚辞》、乐府的风格,又有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

■ 经典名篇无数
千古名篇,万世景仰。曹植诗文辞赋、书法、画论俱佳,其代表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诗大序》说诗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是说,诗心不封闭在各各小我自体之内,诗心实存于人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虽有苦闷,终存正气;不免坎坷,绝不自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诗是个人的,也是大群社会的。诗要有家国情怀,有时代系念,民胞物与。

画论

曹植著有《画赞序》,是中国画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篇专题论画的文章。它可以同汉代的《毛诗序》相提并论。《毛诗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谈诗歌的文章,阐述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画赞序》则主张绘画在”教化”方面应具有的功用。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曹植在这里明确了绘画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绘画艺术的地位,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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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明确提出画能“存乎鉴戒”。而且这种“鉴戒”还不是图解式的进行,而是通过绘画艺术形象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共鸣产生的。他谈到绘画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反应,有“仰载”、“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叹息”、“侧目”、“嘉贵”等等。这是不同的人物画像所引起的不同的如此丰富多样的感情反应,这就接触到了绘画艺术的特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它与曹丕《典论·论文》第一次讲文章要有作者的性情是一致的。两者在理论上可说都是开启以后那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先声。

中国诗的开端,即是人文主义的开端。《诗经》中大雅小雅尤其如此。《离骚》也是如此,所以说诗是先圣骨血所凝,是文明的信物,是千年传统心理智慧的结晶。跟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以及现代不群的孤立的小聪明的诗,完全不一样。

轶事典故

人文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对政治强烈的兴趣。《诗大序》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诗谱序》引《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都特别强调诗歌对于整个政治生活的不可缺失的规谏与告诫作用。这是产生早期中国诗的历史文化土壤,也是中国诗学开山标明“诗言志”,诗之所以为士人之诗的文化基因。

七步成诗

曹植“七步成诗”的广为流传:“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见于《三国演义》),然而这首诗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世说新语》记载着魏文帝曹丕妒忌曹植的才学,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否则将被处死,而且对诗有严格要求:诗的主题必须为兄弟之情,但是全诗又不可包含兄弟二字,曹植在不到七步之内便吟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此诗是否为曹植所著作,至现今仍有争议。

近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正是这样发展下来的。真正的大诗人,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志士仁人。某种意义上说,龚自珍是这个人文主义诗学谱系的最后一人。龚自珍1841年去世,其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中国近代历史开启,需要另外的篇幅来讲中国诗的故事。

洛神悲歌

对于《文选》中的谬注,清人朱乾在《乐府正义》中鞭挞说,这篇原是曹植借“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的传说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心境的《感鄄赋》。鄄者,实为封地也。好事者利用“鄄”与“甄”通,附会出《洛神赋》隐寓曹植与魏文帝曹丕之妻甄氏的叔嫂恋事,不独污前人之行,亦且污后人之口。近有学者考证出《洛神赋》的主旨是曹植悼念怀恋其亡妻崔氏女,洛神形象是崔氏女的化身。然而两者说法皆有不妥之处,故此隐喻君臣大义说较为流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云:“本篇或系假托洛神寄寓对君主的思慕,反映衷情不能相通的苦闷。”

龚之所以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笔,首先是古典中国在时间上的终结。其次是《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作抒情自传,复杂深厚,瑰丽变幻,哀感顽艳,既有社会现实政治与民族命运前程的真实丰厚内容,又有传统中国儒道释思想与民间文化的金声玉振,当然地成了古典中国的“天鹅之歌”。第三,不仅是旧思想旧传统的最后余晖,他的诗链接了近代到现代的中国诗史,对于那些极富于政治担当、人文理想与国族命运关心的诗人诗派如同光体,如诗界革命诸君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蒋智由,以及南社诗人高旭、陈去病、柳亚子甚至鲁迅,龚自珍具有触电一样的精神影响力。他的诗与人犹如一座桥梁,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伸向一个未来的中国,预示着新时代新思想的孕育;不仅是诗歌本身,还有文化气质,再也没有其他传统诗人,像他那样深切地感动过后来新时代的一批以革命者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人了。因此,以他划上古诗中的中国的句号,构成一个自先秦而晚清的中国人文主义诗学谱系。

梵呗泰斗

曹植还是中国佛教梵呗音乐的创始人。鱼山顶西侧,有一石壁,上写“闻梵”两个朱红大字,据记载,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闻梵”处便是相传曹植当年闻听梵乐的地方,由此曹植也就成为中华佛乐的创始人。在“闻梵”处的下方,有一石洞,名曰“梵音洞”,据说曹植听到的梵乐就是从这个山洞中传出的。曹植闻听的梵乐后来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为此曹植又被誉为日本佛乐的鼻祖,每年,日本宗教界都有大批人士前往鱼山参拜曹植墓,并在墓前演奏曹植当年创作的梵乐。前不久,中国佛教协会、山东省佛教协会在鱼山山麓隆重举行了鱼山梵呗寺修复奠基仪式。这次修复鱼山梵呗寺,预计总投资1亿多元,寺院以鱼山为中轴线,主体工程有普渡桥、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东西方丈室。中轴左右分别建有地藏殿、观音殿、禅堂、斋堂、僧房以及客房。在鱼山东麓还将建设万佛太殿、舍利宝塔以及梵呗佛乐大厅。在这次修复工程中,还将修建一座高20多米的铜铸观音像。鱼山梵呗寺俯瞰滚滚黄河,面临青翠群山,背倚鱼山,呈献给游人一个“白云、青山、黄河”的云水胜景,当人们登临此处时,自然会想起“才高八斗”的曹子建的不凡气度。

让人知道,江山本来他也有份,的确他玩不过曹丕。

也让人知道曹丕就算再坏,还是有点手足之情的。

他也提醒你,文采再好,人再风流,也不要随便玩政治。

要玩政治的话,合作伙伴很重要。不要随便相信人。

上一辈就算是神,也会糊涂的,一不小心,你就失宠了,通常这意为着没路走了。

世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坑。。。

洛神赋,七步诗,诗歌史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
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 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

中国文化自先秦至晚清近代,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即士人精英做文化主持人,由思想型的读书人,引领风气、主持一个时代的精神趣味与文化走向。孔子为首的百家竞起、两汉的儒生领袖、六朝的家风学风、打破门第的科举取士、以道统重建和文化激荡为己任的两宋新士人新思想的崛起,以天下关怀与国族存亡为系的明末清初遗民诗人,都是历史的证明:知识人有活力则社会有活力。而每一个风气中,都有诗歌的引领;中国诗,是活力中的活力,犹如中国社会中一枚永耗不尽的电池。从诗骚的“言志”、
“规谏”,到定庵的
“慷慨论天下事”,皆是如此,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有意味的结构。

这个结构,也解释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终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

以“屈陶李杜苏”为主干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又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王国维的这一番评论是公允正大的,也代表了主流传统诗学对大诗人的客观评价。同时,也不妨是从古典中国文化的高度,对历代大诗人的价值认同。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四子高尚伟大的人格,足以不朽,这表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首先成就的是人本身。其次,四子兼具辉煌的才华、博大的学养、崇高之品德,这是产生“真正大文学”的根本原因。凡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无不是如此。因而,我们这本以表达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小书,当然也应以屈、陶、杜、苏为干。

在德的方面稍次于四子的伟大诗人,是李白。如果不是完全站在才学德三位一体完美平衡的立场上,我愿意将李白补充进入这个大诗人的体系。从才华的角度,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然而李白还有一个上述体系无法概括的重要品质,即前人讲的“气”。清代诗论家叶燮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而外,孰有是气者乎!”“气”即是生命的能量特别大、生命光彩特别亮丽,沛然莫之能御。从这个角度说,屈陶杜苏都没有他来得强烈、丰沛而生动。其次,李白是盛唐的特产。如果不是最为富于生命能量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中国最有生命之元气的诗人的。同时也代表了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绚丽多彩的大唐文明。所以,讲古诗里的中国,不能不讲李白。

以张若虚与王阳明为必选

王湘绮说:“张若虚《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诗人,只以一篇作品,就入选文学史上“大家”的行列。那末,他这篇作品为什么如此重要?成为大家的原因何在?这样重要而特别的诗篇,我们是不可以错失的。

而选王阳明的理由更是简单。本书的特色是选取那些最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诗,这样必然要淘汰那些虽然优秀,但是只是在诗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作品,需要着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诗。于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即中国诗中的哲理诗。“深远如哲学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诗思兼美,这常常是中国诗人向往的高标。王阳明无疑是一个大哲学家,同时又是在诗歌史上有定评的优秀诗人,选他的作品,无疑可以很容易地打开诗歌通往哲学与思想的维度。

因此,我希望这九首作品,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但却是有分量的诗选;不一定是精准的诗选,却一定是精心的诗选。一册在手,时代与全局、大家与名篇、哲思与艺境、诗骚、李杜、唐宋、奇正、刚与柔,兼而有之。你可以不知道曹植、白居易、陆游或其他诗人,但不能不知道这里的九首诗及其诗人。

从大自然汲取生机

邓小军教授论诗人杜甫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就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机,获得生命能量的支援。这不仅是老杜的智慧,也是中国诗人普遍的生命智慧。在最为苦难的人生境遇中,中国诗人往往能从周边的时序变化,从山川草木,从大自然的生动与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这当然并不是说他们都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崇拜者,泛神论者,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思想背景。一个是“关联思维”。一个是“心的文化”。“关联思维”,来自中国早期思想中的
“感应”说,明确肯定外物是有生命意味的。《乐记》说,“乐者……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万物有以相连,精浸以相荡也。”,成为中国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应该补充的是“心的文化”。即:中国文化很早就十分自觉地认识到,“人为万物之灵”,“心”是世界的主宰。因而,看起来他们从花开花落,云飞云起的大自然中,得到了生命的启迪,智慧的见证,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他们自己的心;他们在此世的行为、选择与际遇,都只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成为自己最终的拯救者;而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心,不是孤立绝缘的存在,又是与天地宇宙在一起的存在。所以,中国诗人从大自然汲取生机,其实是一种缘助而已,无宁说是一种镜像的作用,一种载体的延伸,所谓“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无宁说是诗人借助于诗歌的感物方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不下堕,让自己的生命活出一种充实而光辉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本书中所选《春江花月夜》《春夜喜雨》《泛海》等诗中,大自然的物象,无论是春雨春花,还是秋月天风,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涵义,诗人一方面将自己的美质投入到大自然中,使大自然的微物关情,也具有一种美质,另一方面诗人也从大自然的春雨春花、秋月天风中,得到美的见证。这样一种天人之间的交互性,成为中国诗学极有意味的魅力。

好了,说到底,诗的解读方式,其实更是一种生活与存在的方式。小书在手,深情领略,终在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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